“麻沙、崇化两坊产书，号为图书之府”，这是宋人祝穆书中的描述，建阳学者熊克则称之为“册府”。“图书之府”和“册府”，都反映出建阳刻书业繁荣，刻本数量众多，巨幅奥帙、奇书秘本充衍的盛况。建阳刻书业为什么会如此发达，崛起的原因何在，历史进程如何，有哪些特点，其衰败的原因又是什么，在中国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该如何评价，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正是《增订建阳刻书史》所要讨论的。

   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，中国是最早印刷书籍的国家。至迟在西汉就发明了纸，在唐初就发明了雕版印刷。而萌芽于五代、兴盛于两宋的福建刻书业，在我国图书出版史和印刷技术发展史上，占据了重要地位。由宋至明，福建建阳一直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，所刻书籍数量始终居于全国之冠。

   从宋代开始，建阳刻本就被许多藏书家重视和收藏。南宋的陈振孙、尤袤、赵希弁，明代的范钦、胡应麟，清代的钱曾、朱彝尊、黄丕烈、瞿镛、丁丙、陆心源、杨守敬、叶德辉、叶昌炽、李盛铎，近现代的张元济、傅增湘、郑振铎等著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，无不收藏、研究过建本，并予以较高的评价。
   与古代四川、浙江、南京、苏州、北京、徽州等地的刻书业相比，建阳刻书有两大特色。一是历史悠久，书肆众多。许多刻书大族均子承父业，世代相沿，形成了著名的刻书世家。如余氏、刘氏、熊氏、陈氏，从宋代延至清初；叶氏、郑氏、詹氏则从元代延至明末。此外，黄氏、蔡氏、虞氏、魏氏均由宋延至明。这种一家一姓世代相沿数百年，“世历三朝”的刻书专业户，在古今中外的印刷史上都是罕见的。二是刻本数量众多，内容广泛，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靡所不备。清代福建学者陈寿祺说:“建安麻沙之刻，盛于宋，迄明未已。四部巨帙，自吾乡锓板，以达四方，盖十之五六。”说的就是建阳刻书历史悠久，刻本众多，销售面广。可以说，数百年来，建版书籍“嘉惠四方”，众多品种畅销全国，流传海外。时至今日，仍有许多建本珍藏在国内外各大图书馆，充实了中国古籍善本收藏。其中有一部分已被北京、上海、台湾等地以及国外一些出版社影印出版，方便今天读者的阅读和研究。

   举凡研究中国哲学史、文学史、经济史、医学史、民俗史、文献学史、图书史、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的专家学者，均可从现存的建本古籍中找到各自所需的珍贵史料。古代建阳刻本在保存和传播中华文化典籍方面的贡献巨大，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偏见，民间出版家多被视为“书贾”之流，难登大雅之堂，方志载缺，正史更是不屑记之。这对今天的刻书史研究造成很大困难。

   笔者生活、工作在建本的故乡三十多年，20世纪70年代初，在以生产“麻沙本”而闻名的地方插队多年，由好奇而产生兴趣，以致“走火入魔”而不能自拔。为撰写此书，走访民间，稽查谱牒；泛舟书海，研究版本；拾掇晨昏，钩沉索隐，制作资料卡片近万张，阅读有关著述与古籍近千种。如本书能促使人们对建阳刻书产生兴趣，并做更进一步的研究，则足矣。

（本文节选自《增订建阳刻书史》前言）

   这部专著对建阳编书、刻书、刻工三位一体的关系，对插图版画的形式、结构、线描、刀法，对官刻、私刻、坊刻三者之间的关系，对建阳刻书与邻郡刻书乃至全国刻书的相互影响，对建阳刻书兴盛与衰亡的历史演变，都有翔实的论述，填补了建阳刻书研究中的许多空白。总之，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，为我国区域刻书研究树立了标杆。

——李致忠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