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子理学的当今价值

方彦寿

（原载《政协天地》2012年第12期）

    朱熹是我国古代传统儒学的集大成者。他的理学思想也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、构建和谐社会, 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，在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理论来源之一。所以探讨朱熹理学对“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本文从以民为本、社会和谐、和平发展三个方面，对朱子理学的当今价值，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联系作一简要介绍。

一、朱熹的民本思想

    作为思想家的朱熹，他的民本思想见于其所著《孟子集注》中：“盖国以民为本，社稷亦以民而立。”又说：
    丘民，田野之民，至微贱也，然得其心，则天下归之；天子，至尊贵也，而得其心者，不过为诸侯耳，是民为重也。
天子之心与“丘民”之心相比，孰轻孰重？朱熹肯定的是后者，这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最高表述，也是对孟子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和《尚书•五子之歌》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“明天理”是朱熹的重要思想之一，其中，民本思想也是朱熹所认定需要“大明于天下”的重要“天理”之一。他认为，儒家“民为邦本”的学说不明于时，“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”。

    作为教育家的朱熹，他的民本思想则体现在他的教育实践中。《朱子语类》记载，朱熹曾对他的学生说，南宋初有一个名臣叫王十朋，他在泉州任知州时，一到任，就把下属的七个县的县令请来，在劝酒的时候，写了一首诗：
    九重天子爱民深，令尹宜怀恻怛心。
    今日黄堂一杯酒，使君端为庶民斟！
七个县的县令无不为之动容。王十朋为政甚严，且能以至诚感动人心，所以官吏和老百姓都非常敬重和爱戴他。离任的时候，来送他的父老乡亲成千上万，至今泉州人仍怀念他如父母！朱熹讲这个故事，当然是希望他的学生，今后如果有从政的机会，能够以王十朋为榜样，做一个爱民的好官。

    朱熹逝世23年后，即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他的私淑弟子真德秀被任命为湖南安抚使兼长沙知府。到任之初，即宴请属下12个县的邑宰于湘江亭，也作了一首诗：
    从来守令与斯民，本是同胞一体亲。
    岂有脂膏供尔禄，不思痛痒切吾身？
    此邦祗似唐朝古，我辈当如汉吏循。
    今夕湘亭一巵酒，重烦散作十分春。

    在诗中，真德秀提出了官与民是“同胞一体亲”的关系，而百姓又是以“脂膏供尔禄”的衣食父母，所以，他希望下属官员都能做一个关心民生疾苦、“痛痒切吾身”的“循吏”，也就是好官。

    真德秀有一个学生，叫王埜，号实斋。他担任平江知府，一到任，效仿其师所为，也作了一首题为《会两倅六邑宰》的诗：
    守令张官本为民，恫瘝无异切吾身。
    但令六县皆朱邑。何必黄堂有信臣？
    田里要须兴孝弟，闾阎谨勿致嚬呻。
    与君共举一杯酒，化作人家点点春。

    恫瘝是病痛，这里指人民的疾苦。朱邑是西汉中叶一位掌管诉讼和赋税的小官。他秉公办事、不贪钱财，深受吏民的爱戴和尊敬。“闾阎谨勿致嚬呻”，是说民间没有痛苦的呻吟。他所期望的，当然是处处都有“化作人家点点春”的欢乐笑声！

    这几首诗的主题非常明确，就是提倡执政者要爱护百姓，关注民生。由此,我们也可以知道,朱熹的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，就是这样，通过他的学生，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去,由此成为朱熹学派的一个优良传统。

    作为地方官的朱熹，他的民本思想落实在政事中，就是“恤民省赋”的民本实践。早在淳熙七年（1180年），他《庚子应诏封事》中，就已向宋孝宗提出“天下国家之大务莫于恤民，而恤民之实在省赋”，把恤民省赋提到“国家之大务”的高度，这与其“国以民为本”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

    南宋时期赋税苛重，各地的“杂派”可谓多如牛毛。朱熹对此极为反感，指责“古者刻剥之法，本朝皆备。” 他指出，这些与儒家民本思想背道而弛的苛政，是造成民力“重困”的根本。朱熹的主要政事之一，就是要在这些苛捐杂税的包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来，以落实其薄赋、省赋的政治主张。在南宋的士大夫中，朱熹第一个提出了罢免“民所不当输，官所不当得，制之无艺，而取之无名”的苛赋；对那些“巧为科目以取之于民”的“无名之赋”，朱熹主张“悉除”，即全部蠲除。

    在此重提朱熹的以民为本的思想, 也就知道,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, 二者有其一脉相承之处。

二、朱熹的和谐思想

    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构成了社会的活动,因此，和谐社会的建构也无不体现在人际交往中。而这种体现，最终取决于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。胡锦涛同志指出：“一个社会是否和谐，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。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，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，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。”所以，建构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，必须从提升每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开始做起。

    朱熹把道德解释为“得之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”（《语类》卷三十九），认为道德是内在的，必须通过每一个人的行动表现出来。体现了朱熹的道德观以人为中心，旨在启迪人——每个人的内心道德自觉的特点。而其重点则是强调外在表现与内在德性必须保持和谐一致。这就是朱熹的道德论之身心和谐观。

    朱子理学中，提升个体道德素质的过程被称为“修身”。其内容有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。他说：“《大学》之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其本只是正心、诚意而已。”（《孟子集注•序说》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，还有一个中间环节，就是家庭。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，当代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中有《家庭美德》，朱子理学则将此称为“齐家”。建构和谐社会，实际上就是建构和谐中华；将此和谐理念推向全球，所产生的最佳效果，就是和谐世界。对此整个过程，朱熹在《大学章句》中描述为“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”。

    在探讨人类和天地万物起源时,朱熹有一个重要的思想, 叫作“人、物之生，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，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”。这是朱熹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理论根源。朱熹倡导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万物，其基本原则就是“取之有时，用之有节”，而不是不加节制随心所欲地占有和掠夺自然资源。这样才能减少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，从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

    总之，朱熹的和谐思想，由两条发展线索建构。其一，是从个体到群体。即从个体的身心和谐，到家庭和谐；再由家庭和谐，到人际和谐，进而推向全社会、全世界的和谐。其二，是由人及物，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和谐。这对当代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，以及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三、朱熹“理一分殊”理论与和平发展

    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，朱熹有两个观点：一是他在《大学章句》中提出的“国治而天下平”的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思想。二是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，对这一问题阐述得最为深刻的当代学者，是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刘述先教授。

    2008年11月，我赴台参加“第四届海峡两岸朱子学与新儒学论坛”。在会上，刘教授作了题为《朱子核心价值理念与全球化》的主题发言。他指出，“理一分殊”是朱熹的核心价值理念。按照朱熹的说法，通天下只是一理，化生而为万殊，则一物有一物之理，所谓人人一太极，物物一太极。如果能对“理一分殊”作出崭新的解释，对于世界伦理的建构可作出一定的贡献。将刘教授的阐释引申开来，就是要在“理一分殊”指引下，重建道德伦理，方向就是“存异求同”，也就是在存异，保持各民族文化自身特点的基础上“求同”。这个同, 就是东西方所共同认可的“人道、人性”, 也就是所谓的世界伦理；这个存异，就是对各个民族不同的意识形态要相互尊重，不能搞霸权主义, 不能把本民族的东西强加给其它民族。

    我的理解则是，你崇拜你的耶稣基督，我崇拜我的孔子与朱熹；你搞你的资本主义，我搞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互不干涉，在存异求同中获得和平共处和发展。这是朱熹思想在我们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大价值, 得到世界各民族认可的原因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这个观点来看待台湾问题,就是一国两制的合理性问题：“两制”，两种制度是存异；“一国”，一个中国是求同,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,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依据!

    总之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离不开对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。作为南宋后约700多年以来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，朱子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代表，可以说，它的精华部分如果不发扬，我们所要建构的先进文化也就没有根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，也就难以形成完整的体系。（方彦寿：福州海峡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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